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时尚廊书店
时间：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下午
地点：北京世贸天阶时尚廊书店
三位嘉宾介绍——
解玺璋， 北京人，祖籍山东肥城，1983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和《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任编辑多年，现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编报、编书20余年，闲暇时也喜欢舞文弄墨，对文艺评论情有独衷，写过千余篇电影、戏剧、文学和电视剧的评论、论文，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批评奖，有《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恨水卷》等专著问世。
黄集伟，出版人，书评人，专栏作家。有《审美社会学》、《纸上的后花园》、《孤岛访谈录》，读书笔记《晚安，纸家具》及语词笔记系列《请读我唇》、《媚俗通行证》、《非常猎艳》、《冒犯之美》、《习惯性八卦》、《小规模荡气回肠》等闲书行世。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现居日本关西小城伊丹市。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保利大厦做侍应生。自此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养成对文史的爱好，现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曾出版过《京味九侃》、《国破山河在》、《名著中的悬案》、《中国厨子》、《梦里关山走遍》、《北京段子》《与鬼为邻》等书。
首发式暨三人谈实况记录——

       聊今日流行语词儿   说过去那些人事儿

 
《年代剧内心戏》、《那些中国人》新书首发式在北京时尚廊书店举行

在两书首发式上我社总编辑助理、资深编审马晓光致辞

在首发式上特邀嘉宾，资深媒体人、出版人、文艺评论家解玺璋（右）与作者黄集伟（中）、萨苏（左）进行“廊下三人谈”

作者萨苏回答读者提问

王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大家在周六来到这个时尚的书店，参加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时尚廊书店共同举办黄集伟先生的《年代剧 内心戏》、萨苏先生的《那些中国人》的新书首发式。我代表主办方感谢大家的光临。
12月12日又是周六，这个日子不错，但让黄老师想到的是“二”,让萨苏老师想到的是捉蒋的日子，一个和语词有关，一个与历史有关，正好和他们二位契合。
    我们之所以把这两本书放在一块儿搞首发，一是出版时间前后差不多，再一个我们觉得他们两个的书有一个共性，都是“民窑”的东西，虽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出“官窑”图书为主，但是这两本书有它的特殊性，都是“社会科学社会化”的代表。我们选择了这个书店，也说明两位作者来这里代表了现代文化时尚达人。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两位作者为我们奉献的好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资深编审马晓光先生代表出版社致辞。
   
马晓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代表出版社对出席本次首发式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社科出版社在传播学术经典的同时，始终坚持关注大众阅读，今天要和读者见面的这两本书《年代剧 内心戏》和《那些中国人》就是很有品位的大众读物。
    《年代剧 内心戏》是语词收藏家黄集伟先生10年中呈现的第七本语词笔记。黄集伟先生是我们社的老朋友了，他的7本语词笔记有5本在我社出版，能把一件很有建设意义的事情坚持如此之久需要十分旺盛的精力和多渠道的语言信息。本书延续了前6本语词笔记的风格，把2008年以来的精彩语言几乎一网打尽，从正龙拍虎到马家爵事件，从艳照门到黑煤窑，从朋友的婚礼到维纳斯电影节，从地震到奥运，从姜文到奥巴马，从男足到高考，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坚持以人文立场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在解读语词的调侃中见力道，在看似娱乐搞笑中申正义，从而完成从民间语词到时代标本的制作。
    作者萨苏，人称“文坛外高手”、“会讲故事的人”。这是他的又一部随笔集。书中，他以文人篇、军人篇、科人篇、伶人篇、凡人篇分别讲战争的故事，写科学院的故事，说普通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在他笔下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中国人。他的描写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或会心一笑、或心尖一颤、或若有所思，他在竭力探寻着同为中国人的最为本质和共性的东西。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时尚廊书店的许志强先生，为我们这次活动提供了如此优雅和时尚的空间，这真是一个读书人、爱书人来了还想来的地方，祝愿许老板后时代书店的经营尝试获得成功。
    最后我们祝这两本书有好的发行业绩，也期待两位作者日后的所有精彩！
    谢谢大家。
   
    王磊：下面有一个小仪式，今天的“三人谈”我们荣幸地请到了资深的媒体人、出版人和文艺文学评论家解玺璋老师，下面的单元都交给他。既然是新书首发式，在他们三人谈之前有一个小仪式，为两本新书揭幕，有请解玺璋老师、黄集伟先生、萨苏先生为你们自己的亲生孩子揭开盖头！
    下面由他们三个共同为他们的书给大家解读（由于解老师主持，还可以说是“解（xiedu）读”）。
   
    解玺璋：各位亲朋好友下午好！今天我坐在这儿觉得压力挺大的，因为我说我是一个无趣的人，面对他们二位都是有趣之人，所以我很紧张。
    黄老师大家很了解他，我们都是老朋友，他的书每次都送给我们，我很好地读过，他的栏目在报纸上我们也看得到。每次看到他写的关于语文的段落都有一个困惑，黄老师每天的阅读量得多大，才能从当中找到这么有趣的语文，而且还要作出解读，这是我长期很想知道的，每天都要读多少东西？除了报纸、杂志、图书，中外的都得涉猎，薄薄的一本书，我估计背后得有一个相当沉重的对象，我觉得得按吨计算阅读量，非常之大，太不容易啦。
    再一个是他的机智和幽默让我觉得很佩服，反正我是学不了。他对很严肃的有时候很尖深的问题都能做到举重若轻，谈得很有趣，而且很简短、很精炼，这是黄老师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文字上的榜样。
    萨苏也是，我们俩后来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曾经是邻居，但是我也离开东四五条很多年了，因为我1960年就搬出来了。我第一次读到萨苏的文字的时候一边读一边笑，他文字的轻松幽默、想象力非常丰富。我没有见到他的时候以为他是个老头，他知道北京这么多事儿，我虚长他十多岁都不知道。我还看过他写东四五条的，从他的书里才知道东四五条发生过这么多有趣的事，他讲故事的能力绝对是天才。为什么很多读者都喜欢他，博客博友都喜欢他，他就是能把我们看得很平淡的东西讲得很有趣。
    下面先让他们两位自己将各自的书说一说。
   
    黄集伟：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特别高兴跟大家在这儿做面对面的交流，从《语词笔记》出版1999年开始到今年正好10年，10年中每次《语词笔记》出版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宣传和推广活动，但是和读者面对面的现场交流这是第一次，所以也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解玺璋先生，感谢王磊先生和萨苏先生。
    真正开始写《语词笔记》是1997年，到今年已经12年了，原来我的想法是能够每年出一本《语词笔记》，但是我坚持得不是特别好，其实写到后来的时候，至少写到第四本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不太想写了。刚才解老师也说了，《语词笔记》这个东西要从各种来路的语文的语词或者是句子中寻找有可能成为一段文字或者一段解说的药引子，药引子都来自民间。在寻找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个体，一个是有疲劳感，另外一个量确实特别特别大，感到有点力不胜任。尤其是从2007年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信息载体和信息媒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及时媒体沟通载体的呈现，使得民间语文或者是草根的话语，都是海量生成，因为这两年除了海量生成还有海量传播，所以个人感觉非常疲劳。
    我的工作是这样的，每星期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是我最焦虑的时候，因为星期三我必须把一周的语文做出大概的梳理，到星期五的时候需要同时向五家媒体提供稿件，这五家媒体我必须提供出有富余的稿件，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言论管制是很有特色的，而且各个媒体的尺度又不太一样，我又属于替编辑着想的，比如说通常他们用1000字的量，我会准备2500字，这样有一些条段不能用的时候，编辑不至于开天窗。所以，通常星期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往往觉得我比较心不在焉、心情烦燥，所以星期五是我最疲劳的时候，星期六就会把稿件发出去。这10年坚持下来我个人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萨苏：刚才黄集伟老师讲了他的书《年代剧 内心戏》，从我的理解来看，他讲的是一个对于现代流行语词的研究，我们看起来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时代的影子。而我今天拿给大家的这本书《那些中国人》确实跟他有一点正好相辅相成的味道，因为《那些中国人》这本书我先想到的是英文的书名“Those Chinese”，我们是这些中国人，现在我指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中国人。这些人跨度很大，从清代进入民国，一直到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都在这本书里有所体现，跨度是纵向的跨度。于是我和黄集伟老师的两本书是一横一竖成了十字架，现在解老师来当我们的主持，解老师就是中间的耶稣。
    这么多人为什么我把他们都放在同一本书里，因为我是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的中国人，我在日本会看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不同。我发现是这样的，日本人你和他交往的时候，100个日本人你只要问一个人对这个事儿是怎么想的，会发现剩下的99个人的想法差不太多。我们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100个人我问了99个，最后一个人怎么想我还是不知道。于是我就感到中国人的想法很分散，是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有各种各样的思维的民族。可是当我开始写与中国人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想到写一本书，只是想把我生命中觉得感动、喜欢的中国人，或者喜欢我的中国人都写出来。写的时候我就慢慢发现其中他们还是有一个很共同的共性，这个共性在什么地方？就是当这本书写完之后我在写序言的时候体会到的，在这个时代，也许在另外一个时代，我们中国人都会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坎，我们中国人也有时候会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也有时候做一些自己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想说的就是中国人的共性是内心都存在善良和悲悯。我们中国人是有一份对弱者的同情，有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悲悯在里面，这就是我这本书里人的共性。当我写完之后回顾这本书以后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也有朋友跟我说，说你写的不是那些中国人，你写的是你愿意交往的、你喜欢的那些中国人，我说这个差别大吗？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我都是喜欢的。
    另外，黄集伟老师讲的时候是坐着讲的，我现在要站起来讲，为什么？因为这是看黄老师的书以后才觉得我要站起来讲，因为黄老师写的《年代剧 内心戏》，年代剧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内心戏是黄老师解释的语词。因为中国人的脑子最聪明，人家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和中国人。内心戏是什么呢？中国人内心有的时候会有很纤细的弦，有时候用一个词去撞击的时候又会有一些联想。解老师是穿着大衣的，黄老师是没穿大衣的，我穿不穿大衣一会儿再解释。为什么穿成这样？就是受到了潜意识心理的影响，刚才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进来的时候是这身打扮，王老师也是，解老师是有武功还是怎么着，冷热都是穿着，但是上来的时候为了礼貌就把衣服脱了，黄集伟老师进来的时候匆匆忙忙说我没迟到吧，这时候有人说请黄老师先脱。这句话说出之后我们心里就有潜意识的波动了，我们四个大老爷们谁先脱？是什么道理？。
    我穿这身衣服现在在日本很流行，就是黄和红的交叉格，因为这个衣服里有一层绒，穿着很暖和，于是我就穿着这个衣服回来了，到新浪还问好不好看？人家说比较二。我小时候知道二百五，现在简化成二了。
    刚才讲到内心戏，常常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这样的，别人听的时候会理解成新的意思。我站起来，因为刚才有人说萨苏说了，今天的日子有点特别，叫双十二事变，叫捉蒋日。今天还有蒋丰老师在这儿，蒋老师不是说您啊。
   
    解玺璋：萨苏讲得很风趣，他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其实他挺风趣。他观察人、观察事儿，有时候不经意的吃饭、聊天的事儿他都记在心里，我有时候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精力，而且写得这么快、这么多呢？他确实在下面下了很多功夫。据我了解，他很愿意跟别人聊天，我们记者叫采访，他不叫采访，但是他会跟很多人谈话，跟很多人交流，会了解很多事儿。我原来以为他至少有五六十岁，老先生才能写这些东西，他就是有心人，他听家人、长辈、周边的人说话，现在扩展到有意识地在网上、生活中找很多人了解，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很有心计的人，否则的话他不会拿到这么多材料，你看他的博客天天更新。而且我听说他坐地铁的时候也可以写，我们的地铁很拥挤，估计日本的地铁很宽敞。
    我们下面来一个互动式的，我看今天在座的都是非常熟悉的朋友，大家有什么想问、想说的也可以站起来问他们二位，让他们做一点解答，或者有什么质疑的也可以，咱们大家讨论，这样可能更活跃一点，光听我们仨在这儿干说也没多大劲。
    哪位愿意先举手提问？
   
    提问：萨苏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书名为什么叫那些中国人？而不是这些中国人？是因为您生活在日本吗？
   
    萨苏：您问的问题很好，也很尖锐的，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在日本才用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内，也许在座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面临着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对自己的文化或者说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可能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会有一点疑惑，我们会觉得跟我们的前辈有很大的区别，由于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我们又经过了巨大的变革，甚至经过了把文化上变成废墟，在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经过这样的过程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和以前的中国人是有一点距离或者有一点区别的，所以我用这个题目，《那些中国人》。但是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那些中国人和在座的这一代这些中国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中国人，其实没有变化，从内心本质上来说，他们说长官、同志，我们说哥们儿，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那些、这些，都是中国人。
   
    提问：请问萨苏老师，两个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可能超出了今天《那些中国人》，因为你的博客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想问有关抗战史的问题。第一，你前些日子贴出来在日本发掘掉的史料，就是日方关于1937、1939、1940年不同的华北地区抗日武装的历史地图，从一般读者来讲可能受到政府教育比较多，我们只知道共产党的队伍，大概在1940、1942年之后基本上是共产党队伍。但是1937、1938年有很多各种武装，他们有不同的抗日道路，尽管很悲壮，有的很短暂，但是都是我们民族抗日中不可磨灭的一页。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继续照这个发展，比如说1981年日本写过对话战争的全貌，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书写到完完整整的、各派的从兴到亡多头绪、多元的历史著作，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据我了解萨苏可能是发掘日文史料的抗战第一人，包括现在历史学家，正统的也没有这么研究的，抗战除了从大陆的史料、从台湾的史料来研究抗战史，现在你又开辟了新战场，从日文的资料上。其实可能还有一个途径，比如说从韩国方面，因为韩国最近刚刚出了3000多人名的叫韩奸，他们很多人来过中国，这些韩国人以他们的视角或者韩文大量的来源，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来源，希望能够发现，或者经过萨苏推荐，我们认识一个韩版的萨苏。
   
    萨苏：脑子这么敏锐，简直让我写书的无法承受，因为他所提到的地图的问题，我先说他观察力很敏锐，因为那几章地图我放在一篇“最后一个司令吕正操”的博文里，从日本1938、1939、1940年，华文上都标志着敌人是谁，其中每一章地图上都有吕正操的名字，这就说明在华北抗战中吕正操是一个中流砥柱，谁也否定不了，我想说明这件事。但是这个图，后来我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余戈先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说为什么不把日本人的地图一张一张倒出来，就是当时日本人在华北战场上。当时画的就像癞蛤蟆的疙瘩一样，这块是八路军的根据地，那块是土匪武装的根据地等，标上之后还标上这个地区的领导人是谁，我们说这其实是非常好的地图版的历史，如果有1938-1945年的地图，我们可以把每张地图找出来，把日本人标为大敌的中国人列出来，看一下，我发现稍微做了一点工作就让我很感动，不但是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比如说有人最初是被列在抗日武装力，最后投敌了，也有人战死了，比如说在1938年的地图里有一个范  （人名），他是国民党在山东地区的专员，共产党劝他不能跟日本人死拼，他说我守土有责，这样到1939年的地图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已经战死了。于是我跟余戈先生商量，他帮我找到很多资料，他是1957年编星火燎原的时候，这些资料有些是被日本人写上名字的人自己回忆的事情，我真正找到1937、1938年每一年整个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变化，我们希望在明年的时间里我来努力，他也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做一本书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到当时抗战的另一个侧面。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想说韩国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狭隘。我想讲这样一件事情，我上次回来9月份的时候，张东函先生，他现在已经去美国了，因为他知道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里有6000多张高精度的中国抗战的照片。后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是很好，台湾那边自顾不暇，他又没有兴趣去拿这个东西，于是这些照片就成了沉睡的照片，沉睡在美国历史档案馆里，还有大量的胶片，现在张老师就筹集了一笔资金到美国争取把这些流落在异国的影像请回家，我们寻找历史的脚步不仅在日本、韩国，还在美国，应该说我们在走向世界。
   
    提问：请问黄老师，您的《语词》笔记已经写了十年，您觉得这十年语词有什么变化？这本新书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请讲一讲写作中的故事。
   
    黄集伟：从开始做《语词笔记》到现在，因为我在大学念的中文系，最大的感想是这个社会快速发展和全民语文水平的提高，让我们这些学国语的快没饭吃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今年三四月份收到的短信，一个是这周收到的短信，我发现现在这些垃圾短信的语文水平非常高。我儿子要考高中，这个短信是一个家教短信，第一句话叫“咱孩子学得还好吧”，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在北京话里“咱孩子”是两口子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修辞，因为用这句话瞬间就拉近了你跟他的距离，而且我开始有点蒙，以为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发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今年三四月份情绪状况非常不稳定，一天到晚非常焦虑。第二条短信第一句话说“我一看到燕莎就流眼泪，这么大的家当什么时候是我的？”这是一个房产的短信，这个短信的第一句话也是用非同寻常的掉眼泪，实际上是鼓励我买燕莎旁边的写字楼，他认为这个写字楼可以当投资项目用。这让我觉得现在的短信写作者，甚至连垃圾短信的写作者水平都越来越高。
    第二，现在民间语文的传播和欣赏变得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估计在大城市生活中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非常劳累的时候，当我们非常焦虑的时候，当我们为某件事情抹不开面的时候，你的朋友给你发一条非常有意思或者非常无厘头的短信，能缓解你的焦虑。所以我认为短信有一种治疗功能，能够缓解城里人的紧张。举个例子，有一个推友写了一句话，说他要剃头去了，他说我决定去理发了，因为我甩刘海已经甩得脖子都崴了。
    《语词笔记》第三个心得体会是，很多语词在民众中传播和创造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字原本就有的表现力，其实中国的民间语文是推动中国语文的表现能力的一种手段，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一部电视剧不能吸引你，你会觉得一个所谓的大片也不能吸引你，或者某个得了大奖的中国小说也不能吸引你，那是因为真正的高手去写短信了。
   
    解玺璋：有了微博以后是不是给你提供了资源。
   
    黄集伟：我刚才说的这些是及时沟通的平台，现在好象光会写语录已经不行了，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语录，而是传播信息。
   
    提问：请教黄老师一个问题，书里说了那么多词，请问有没有你想说而没说或者不好说的词。
   
    黄集伟：我在新京报有一个专栏叫“一周语文”，其实我不太想写，因为给自己压力，因为叫“一周语文”到星期五必须登出来，后来他们劝我落地吧，到现在“一周语文”有五家媒体固定要，其中有一家是《乌鲁木齐晚报》，今年乌鲁木齐由于出了状况以后完全是信息孤岛，他们那儿不能接收到任何短信，不能打手机，只能打座机，他们也不能上网，《乌鲁木齐晚报》的一个美女编辑就给我打了一个长途，我听那边已经快哭了，意思是说我们报纸现在要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在指定人的看管下收发邮件，他说你能否把“一周语文”贴成Word文档给我发邮件，我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和地方收。后来过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还是发传真吧，后来我就发纸传真，我当时听电话那头的小姑娘挺难受的，我说要不然你就算了，不要用“一周语文”了，她说不行，我用了这么久了，而且读者也很喜欢。我安慰她，我说那咱们一起恨热比娅吧，她回答我说：黄老师我们恨的比您多。
   
    提问：请问黄老师，很喜欢您的书和博客，我个人理解，现在的语言有些分类，我们平时所说的话和看主流媒体或者传统渠道来的都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感觉黄老师的书和博客里收集到的东西是生活中比较鲜活、有血有肉的，就像王老师说的，真正接触到的是“民窑”的东西。我个人理解，黄老师做的语词方面的努力是对语词方面的放生，是对生命词汇积德的事情。我想提的问题是，对于目前分裂的词语和环境的现状，我内心是感觉比较悲观的，就是“官窑”对于“民窑”的包容将来会不会更多一些？现在一些“民窑”的词汇会不会将来也走入主流，因为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就是这些词，就是我们随时可触摸得到，不像您讲得那么曲折，将来会不会有这种趋势，更多地融合宽容。
   
    黄集伟：官窑、民窑、墙和翻墙，我觉得会的，中国已经不能再回到封闭的状态了，尤其是那些年轻人，70后、80后、90后他们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外语对像我这样不怎么样的人来说还真是墙，对外语好的人已经不是墙了。
    第二，官窑对民窑也不构成任何威胁，有没有官方的认可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觉得网络这种新的E时代的到来为所有民间的生存提供了最好的空间和最大的能量。举个例子，比如说1999年的时候我观察到中国很多传统文化，我指的是休闲文化或者益智文化，比如说对对联，写对联写的好的人总不能在马路上举个牌子说我会写对联，但是在互联网上这样的人生存得好极了，凡是对得好的人会成为英雄或者版主。
    还有一个例子，说国外有一个网站是鞋带网，就是系鞋带，我们那个时代有一批人是迷恋鞋带的，他们每天琢磨的事情是怎么把鞋带系得好又快，没过几天，我就在中国的网上找到也有这样的群体。我的意思是说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亚文化生存最好的时代，不管官窑对此认可还是不认可，都没关系，对立面好像太悬乎了，官窑已经不构成威胁了。
    第三，民窑是最伟大、最鲜活的，前两年湖南卫视搞的“超女”，然后有“快男”，其实我一直在注意关于男人的各种称谓，有非常多种，其中像形容中性的人，我最开始很满意的是叫“花样美男”，是民间对介乎男女之间状态的形容。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是叫“少女系男生”。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创造力无可匹敌。
   
    提问：请问萨苏，《那些中国人》的书名，刚才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一说那些跟这些有点差别，但是从你的书里我看到了，不管是那些还是这些，写的都是中国人善意、善良的东西，正面的东西更多一些。我的问题是，萨苏你写的那些中国人也好，这些中国人也好，都写的是正面，为什么不写他们的反面？
   
    萨苏：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中国人的正面时代。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时代，一个重塑我们中国人自己信心的时代。我曾经在日本的一个旧画报里发现一个姑娘穿的是碎花棉袄，还有一个人穿的是旗袍。我接着看说明，后来又找了日本那个年龄段的人问这个问题，在日本五十年代曾经有过“哈”中，并不是觉得中国凌驾于某个国家之上，而是日本战败之后人的心情有点像我们文革之后，原来日本宣传是帝国多么伟大、皇军多么英勇，突然战败了，他们发现日本坚持的东西、道德是错误的，我们经过文革也有这种现状。日本在那时候出现什么现象呢？整个对自己文化的信念很多人崩溃了，甚至崇洋媚外到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日本圆，包括美国、英国都是外国，中国也是外国，这种情况下他的审美观点就出现了很混乱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日本在那个时候是乱穿衣服，比如说上半身光着膀子，下半身穿着鸵鸟毛的裙子，当时为什么穿中国的服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而现在就不是，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信心。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里，像我们在雪灾、地震中的表现，我们就会感觉自己的民族是在朝前走，就会看到内心世界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当然你可能对社会有很多报怨，你自己审视自己会发现正面的东西多一些，阴暗的东西少一些，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做出这样的解释。
   
    提问：请问黄老师，你刚才说到的墙，我本人也不会翻墙，您有一个博客，没有被阉割的那个，是不是我们需要翻墙才能看到。
   
    黄集伟：那边的镜像是他们贴的，如果说那上面有那个内容的话，是跟孤岛客是一样的。
    开棺事件，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呆久了，刚打开可能有眩晕感。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要肯定，我们不能老关着窗户，一定要打开，哪怕有苍蝇、蚊子进来。
   
    提问：请问萨苏老师，我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之前特别喜欢看您关于中国近现代战争的文章，当时我记得大学时有一篇论文，之后过了两年之后发现在您的博客上发现是抄袭您的观点，就是关于北洋水师两军对垒阵型的文章，不知道您有没有计划写一些敢于抗美援朝的，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位亲人参加过这场战争，现在他已经不在了，我特别想学习您的研究历史的方式，但是可能由于一些资源或者现在的精力和经济的限制，现在做不到，我不知道您会不会代我们做这件事？
   
    萨苏：关于抗美援朝，也一直是我很喜欢的话题，不管战争的意义如何，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场战争之前，隔三差五就会有外国人跑到中国来，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了，这就是我写这个战争的意义。我现在在《坦克装甲车•新军事》上写了一篇文章，是我们了解了美军的情况，甚至请台湾的网友帮我们在美国查资料，我们正在写一个作品叫做《铁在烧》，写的是63军的一场战争，我们长期以来不宣传它，因为是我们的败仗。但是我们深入研究发现，这场所谓的败仗之后使美国人明白，在鸭绿江上突然给我们袭击的时候不好对付，攻也不好对付，守也不好对付，只好说中国人不好对付。
   
    提问：关于创作角度的问题，能否在你的博客上多写一些当代人的故事，我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比如说你写的机场的故事，现在已经很少了。因为当代史已经不仅仅是犯罪和侦破的历史，还有反映当代人精神尤其是中国人站起来这个过程的历史。而且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状态非常好，他们很珍惜这个环境，包括你写的动物园的故事，我女儿都非常喜欢看。
    第二个问题，关于抗战历史，网上也有很多讨论，就是关于“9.18”的时候，1931年蒋介石不抵抗，如果抵抗的话会怎么样，有人说会亡得更快。1931年不抵抗还是1937年不抵抗，这个问题网上讨论很多，我不想说。我想说一个类似的问题，日本军部在发动对华战争的时候，基本上认定蒋介石和黄埔军队是中国军队的主力，当时没有做到及至，1941年以前，最艰苦的情况下，日本人如果再集中力量，直奔重庆，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不知道萨苏考虑过没有，抗日战争会不会比我们现在还坏的情况，如果那日本没有英美、没有太平洋战争，那种情况中国会怎么样？
   
    萨苏：第一个问题，我会尽量地去写我所经历过的生活，我也想大家说一点事儿，在网上我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说萨苏经常回避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一说新疆等很多问题，你怎么就不说了。我说是这样的，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生活在日本，怎么谈新疆啊，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想让我写2000年以后的中国人什么样，或者说80后的表现，有好多是因为我确实没有接触到，就不能乱写。我在后面会写一些我在日本接触的中国人，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我老说中国人，是因为在这里我听大家都说中国话很新鲜，这是很好的感觉。
    第二个问题，你说抗战，要对大家说我一个观点，比如说两个人结成夫妻，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这个人好与不好，常常夫妻两个人之间会有抱怨，但是比如说其中一个突然去世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好都会被记得，为什么？因为当他在这儿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的好，感觉不到他的出色。对中国的抗战来说也是这样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并不是必胜，当然一场战争没有必胜的战争，当时打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赢还是会输，就是因为中国人面临着亡国的威胁，如果不打的话，真的就会灭亡的，不是说不打中国也必胜，他们是抱着打光一代人也要把日本人挡在中国之外的信念去战斗的。就像夫妻俩一样，当你的妻子在你身边以后，可能不觉得她可爱，就像胜利一样，但实际上我们是可能打败的，是可能彻底被人家亡国的，而这时候我们中国人顶住了，这是我们比较可贵的，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史料里认识到这一点。
   
    提问：今年突然流行自造字，请问黄老师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现象？在您的《语词笔记》里会把这些收进去吗？
   
    黄集伟：造字是从今年比较流行的文字游戏，比较多的字是脑残，有的网友就根据这个造了一系列的字，我见到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艺术家造字，是把它当做一种图形来造。比如说我见过有一个艺术家在798还做了展览，“中华福牛”被他变成了另外的字，但是几乎所有认汉字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网友的造字，其实也是今年流行话当中非常关键的主题，就是无聊，无聊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无聊能够激发一个人的追求和创造力。刚才你提到的小强老师的“贵圈真乱”变成一个字，还有“脑残”，还有“五毛”，像这些应该算是类似于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休闲文化，只不过这种休闲文化可能带有很强的时代感。这种文化我个人觉得在无聊文化中属于小众。我自己在博客上也对造字做过一些评论和分析，但是总的感觉是小众文化。包括我自己为什么拿硬笔写一个字，因为我打不出这个字，可能《语词笔记》第八卷会谈到这个。
   
    提问：我跟黄集伟是老同学，有时候您一出门跨得就远了一点。您刚才说的问题，我知道您一直在谈词语，其实萨苏应该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比较讲究语言的纯洁，日本跟我们恰恰相反，比如说每年到了年度结束的时候一定要推出来本年自造的词语，比如说今年最流行的自造词语是从汉字成语里出来的，成语叫“一刀两断”，今年叫“一票两段”。是指今年8月30号大选的时候，自民党和民主党的选民之间一票两断抉择。
    另外，今年评选汉字最流行的是新，我发现同样是使着汉字的三个国家，有一点国家性或者全民性的鼓励你去造词、造句，比如说老百姓看到今年甲型流感流行的时候，在电车上我们的成语叫“一触即发”，它给改成“一咳即发”。你感觉官方会对这种“民窑”能有支持度吗？
   
    黄集伟：日本的年度汉字，台湾也有年度汉字，其实中国大陆也有，我知道的信息是由商务印书馆主管牵头，由国家语委做主办单位，他们已经做了两年了，电视台、媒体也没有报这个事儿，所以影响力不是很多，他们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先由国家语委提出一个候选名单，然后结合专家和网友的意见，网友来投票，操作规则比较复杂，把年度字分成国内和国际两种，国内是20个字，国际是20个字，因为有一个区别，是这么分的，可能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年度汉字的做法是挺有意义的，我注意到台湾的年度汉字有一年的汉字就叫“骗”，马英九上台，陈水扁下台加在一起就是“骗”，也能体现出政府的雅量。因为允许选出这样的汉字，把现总统和前总统一块儿骂，还是挺有压力的。说官方认可不认可？我个人觉得好象不是很重要，认可或是不认可，刚才听萨苏聊过去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其实今年有一个事情也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也是一个笑柄，就是关于汉字微调的问题，那么多专家花了8年的时间，我特别关心，最后公布结果是：能不改就别改了。
    解玺璋：听说王晓峰到场了？请王大侠到前面来！
    王晓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和黄老师和解老师比较熟，和萨苏老师头一次见，首先还是恭喜他们出书了，出一本书很不容易，尤其是像黄老师在文字中收集一些比较偏、比较怪的词，我曾经试图这么做过，但是发现没有耐心，而黄老师做了十年了，他从出第一本书到现在十年了，其实之前做的案头时间更长，所以恭喜二位老师。
    我不知道之前都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在这儿插话。
   
    萨苏：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个人，所以稍微说一些，《那些中国人》这本书后面有一个“跋”，他是我的一个网友——“淡淡微风”，他现在就在后面，谢谢他的精彩评论。
   
    萨苏：我问黄老师一个问题，您收的词都是网友新造的词，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现象，他们把一些大家约定俗成上的词用在新的东西，赋予新的含义，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惑。比如说“芙蓉姐姐”的出现，当然我们现在比较老一点了，但是确实我认识一些人叫什么“芙蓉”的，他们说难道要我改名吗。再有就是甲型N1流感，据说是墨西哥的猪身上传过来的，他们不说你得流感了，说今天你猪瘟了。请问您觉得语词这种变异将来会走向什么情况？
   
    黄集伟：变异，意思是说变通的称呼是吧？
   
萨苏：比如说“芙蓉”这两个字，当然我不能说芙蓉是贬义，但是它确实带有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我们以前的书里有对芙蓉优美的描写，当我们再看这两个字的时候，脑子里可能有新的理解。因为以前写书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不可能预料到现在的情况，您觉得这种现象会带来什么呢？
   
    黄集伟：我觉得每年每时每刻网友都在创造新词，确实每年也有很多词在死掉，比如你说的说“芙蓉”这个词，如果是一个神经比较正常的人可能不再选这个词了。包括“官窑”的很多词老百姓也不愿意用了，他们会挑新的词用了，反正我们五千年文化有的是词，毁掉一个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创造新的。
   
    解玺璋：如果大家再没有问题，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
   
    王磊：谢谢大家一直坚持听他们三人谈，后来又F4，如果大家对两位作者有什么可以再跟他们近距离单独交流。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祝大家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