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武关系的多维透视

宋代军事史研究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论著陆续出版，其中有关宋代军队编制、招募、装备、指挥等军制史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与战争史相联系，有关宋代武将活动与事功评价，一直是宋代军事史研究的重头戏，如学界对杨家将、岳飞等的研究。然而，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将宋代军事史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陈峰的《宋代军政研究》是一部宋代军事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著作。该书由作者关于宋代军政问题研究的33篇论文汇集而成，在观察宋代军政问题时，始终围绕文武关系这一主线展开。
谈及宋朝治国思想，为学界所熟知的是“重文轻武”。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崇文驭武”的概念。他认为，宋朝统治者长期偏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种主导思想落实为治国方略，贯穿于宋朝历史以及各个方面。显然，从“重文轻武”到“崇文驭武”，不仅仅是字眼的改变。“崇文驭武”概念的提出，“既可避免宋朝对军队及武备轻视的理解上的误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宋朝的统治思想及治国方略，在更高层次上透视当时‘驭武’的动因及其影响。”
“崇文驭武”这一纲领性的治国思想和方略，意味着宋朝政府不仅凭借军队，而且凭着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以求稳定。从实际效果来看， “崇文驭武”治国方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宋朝强调文治，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集团成为政治中坚，在处理内外关系时不事穷兵黩武，有利于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过度“驭武”使国家武备受到严重影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边防造成了严重后果。时至宋代，民族的“尚武”精神遭到严重腐蚀，以往积极进取、勇于扩张的理念也渐趋弱化。
“崇文驭武”的治国方略直接体现在宋朝对待武力和战争的态度上。作者指出，宋朝历史发展过程中，朝廷主导下的主流意识经历了由初步怀疑武力和战争，到最终抵触武力和战争的变化过程，从而形成“以和止战”、“以和缓战”的理念。在“崇文驭武”背景下，宋朝主流军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保守的、重内轻外的意识取代了积极进取、拓边外向的精神。与之相适应，宋朝的国防战略及兵学转向被动防御和教条式空论，其主流军事思想背离了中国兵学的优秀传统，致使武力不振；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的变化，同样受“崇文驭武”治国方略的影响。宋朝以前，文臣改军职、武将换文官屡见不鲜。北宋之时，社会上却长期存在着文官不愿改任军职、武将罕有转为文臣的现象，文武换职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崇文驭武”治国思想影响下的“文不换武”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尚武”精神的沦落。
从治国方略到主流军事思想，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宋朝军政问题的思考背景。那么，这些思想、战略、观念等，如何落实到宋朝军政实践之中？宋朝武将群体素质与地位变化等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绝好角度。
与以往朝代相比，北宋武将群体的地位和素质开始明显发生转变。北宋文人中普遍存有以从军为耻的观念，这种价值观的流行制约了武将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宋朝对武将权威的过度“挤压”使武将群体素质发生了蜕变，“武勇”的标准逐渐淡化，“循谨”成为衡量武将主要乃至唯一的标准。宋朝武将群体精神状态也呈现下降趋势，“北宋统治者已逐步将帝国的将领们挤压成循规蹈矩、无能怯懦的群体，武将整体精神呈现出颓丧、萎靡之势”，从而加剧了宋代“尚武”精神的沦落，极大地削弱了国防能力。“靖康之耻”的发生与北宋长期压制造成的武将群体素质低下和无能有相当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世代为将的“将门”依然普遍存在。作者指出，尽管北宋“将门”在军队与国防活动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其能力与素质不断退化。在北宋“崇文驭武”国策下，对武将处处防范，加之皇室与“将门”政治联姻的拉拢，致使“将门出将”现象有效地控制在“抑武”的框架之中，从而杜绝了“将门”势力的膨胀。
“崇文驭武”治国思想渗透到宋朝军政的方方面面，还可转化为象征性的礼仪与符号。挖掘宋代讲武礼、阵法、阵图背后的时代内涵，揭示讲武礼、阵法、阵图演变中的治国方略与文武关系，也是该书的特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多侧重于北宋的讨论，尤其侧重北宋中前期历史的探讨。诚然，王朝立国初的政治举措与制度建设对其后世政治运行具有奠基立制的作用，在强调“祖宗家法”的宋朝更是如此。但随着王朝政治演进，开国初的制度规制与治国理念会发生变化，统治者也会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政治需要。如刘子健所说，南宋“背海立国”，实行“包容政治”，其军政问题与北宋相比既有延续，也有变化。作者关注的文武关系等问题，依然是南宋军政中的重要方面，其表现形式、具体内容、时代内涵、政治影响等，仍需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