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荒凉却温暖的灯光——中国女性文学焦点透视

第一节 中国女性文学溯源与寻踪人类，是由女性与男性组成的。女性曾有过辉煌的母系社会。原始初民中的女性无论在经济生产还是繁衍后代都处于支配统治人类社会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父权制形成了，“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遭受的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失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1页。。这本是历史的进步，无奈男性主体意识无限地恶性膨胀，或许原本出于对父权制的本能的维护，女性从一切社会活动中被排斥出去，沦为劳动、生育、供玩乐的工具，“女人不是人”了。在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为不是人的女人设计制作的规范化的框架便分外牢固精致。从哭嫁歌中蕴涵着男权替代女权的习俗，到婚礼中祈子的种种习俗，到生育中“仍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仍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诗经》）的天壤之别，到“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榖梁传·隐公二年》）的封建礼教的严酷，展示着女性因袭着历史的重负，同时也对自身的历史悲剧长期认同。漫漫几千年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然而，却始终有一种声音、一种书写，哪怕微弱，哪怕淡薄乃至断断续续，却千真万确地记录着女性无奈的生存和抗争。女性写作如同细雨，在男人为中心的历史长河中实在难以搅起惊涛骇浪，可是，文字细雨的呼喊毕竟洞穿了几千年女性的缄默和男性的一言堂局面。这就是从无名到有名的女性写作，为女性生存荒凉如黑夜的河道上点燃了灯，发出依稀微弱却分外温暖之光。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中叶，当空白之页不再是只记录男性的书写，不只是留下女性贞洁的斑斑血迹，当女性也拥有了某种哪怕是极其有限的话语权，女性的文字细雨以黑的墨汁与白的乳汁濡染着空白，这种叛逆与解构的女性写作特质始终具有先锋性和挑战性。今天，中国女性文学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一道多姿多彩的热点风景。不仅创作呈现旺势，本土的“红罂粟”、“红辣椒”及西洋的“蓝袜子”丛书皆给受众带来一惊一乍，掀起形形色色的热闹；而且女性文学理论研究也成了气候，西风东渐，经典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林林总总众语喧哗不无惊世骇俗，多元化理论系统和多元化学科状态呈现出开放的格局，文化尝试便进行于无限空间中。这无疑为几千年来的哲学洞开了一扇新窗或新门，那就是用女人的眼睛看世界，从这里看到的世界与以往是如此的不同。一 女性文学的命名究竟什么是女性文学？女性的独立意识是什么？当今是进取、是张扬，抑或退化失落？女性先得是人再是女人最后是超越女人——有这么个螺旋式的升华过程么？无论如何，关注争论终归是好事、幸事，而无声无息地被湮没，是女人太漫长的历史。“女性主义”一词源于西方，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韦式《新世界词典》中女性主义词条指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应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牛津哲学词典》则认为女性主义是对社会生活、哲学以及伦理学的探讨，它致力于纠正导致迫害女性以及轻蔑女性特有体验的偏见。《美国学术百科全书》认为女性主义主张妇女具有所有的公民权利，这包括与男性一样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社会中的平等。《不列颠百科全书》谓妇女解放运动也称为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追求妇女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要求给妇女同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以及自由选择自己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从西方四大辞书“女性主义”定义来看，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取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而是更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和颠覆男性文化，试图补充、修正和重新建构两性文化，追求的是一种体现性别差异的平等。由于女性主义理论的来源广泛，所以存在很多不同的流派。诸多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理论各有交叉也各有特色，它的多元化理论系统和多元化学科状态呈现出一个开放的格局，萨特的“人的自由选择”或许正能说明它作为存在的合理性。“五四”运动时期女性主义传入中国，最初把它译为“女权”或“女权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降，仿佛约定俗成似的本土化，多称为“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人的思维、感觉与行为，重塑了性别、自我与发展的概念，重新诠释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关于女性文学的定义，一样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对女性文学的界定，一般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曰凡是表现女性独立意识和价值追求的作品，无论作者的性别是男是女；二曰女人写女人，女作家以女性为主要叙述对象，表达女性独立意识和价值追求的作品；三曰只要是女性作家写的，充满女性独立意识和对男性中心社会抗争的作品，无论其作品是否以女性为主角。第一种界定基本上为女性文学研究者所否定，因为如此命名，外延委实太大，而且男性作家具有女性意识的并非寥寥无几。第二种和第三种当今并驾齐驱。其实，在英语里，“妇女文学”为“women's literature”，其中的“'s”已经明确标示其意为“妇女们（写）的文学作品”。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中说：“对本文的标题可以有两种理解：它可以是指妇女与她们所写的小说；它也可以是指妇女和关于妇女的小说。作者故意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因为，和作为作家的妇女们打交道，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富有弹性；很有必要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探讨除了她们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情，因为，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环境条件的影响。”［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王绯在《女性与阅读期待》中指出：“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是作家以女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以表现妇女意识、妇女的情感与生活为主要艺术追求的文学世界……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则是指女性作家以辩证的目光（中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超越妇女世界的那部分作家。”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但是超越可能么？“超越”面临的最大的陷阱，便是一不小心就坠入父权文化、男性话语的窠臼。但不管怎么说，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女性文学怎么看都为几千年来的哲学洞开了崭新的门窗，或者说为人类提供了一双崭新的眼睛，从这里看到的世界与以往是如此的不同！简言之，女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哲学方法，一种如何看待世界的方法，因而，它自有它标新立异之处。二 茫茫源头的叹息中国女性文学的源头在哪里？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言：“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瞬间指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浮出历史地表，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也可以说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自觉觉醒是在“五四”。那么，这以前的漫漫几千年湮没于坚硬的历史地壳内的被禁锢的中国女性有过自己的声音吗？评论家陈惠芬说：“当历史将女性无情地排斥在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时候，女性却用‘文学’保存了自己；而当女性解放终于蔚为时代风气，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时候，女性则更以文学而‘发现’自身。”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的父权制观念是，本文的作者是父亲、祖先、生殖者及美学之父，他的笔是一种像他一样具有生殖力的工具”［美］桑德拉·M.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阁楼里的疯女人》，引自［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父权制观念将文学妇女拒于门外，因而，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号召：“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更确切地说，是新的冲破旧的，女性本质冲破过去的故事。由于没有基础建立新的话语，却只有一片千年的荒土要打破，因此我所说的至少分两个方面，有两个目的：击破、摧毁；预见与规划。”［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引自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然而，回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长河，女性的作品宛若女性生命的灯盏，稀稀疏疏寥寥落落，可是毕竟于荒凉中见明亮乃至耀眼，有着自己的温暖的光。溯其源头，说法有二。一是认为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之短歌“候人兮猗”拉开了中国女性写作的序幕。《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类，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道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那时还是对偶婚制望门居的时代，夫妻相会，每旬只在辛壬癸甲这四天，况且大禹又是位一心治水公而忘私的英雄。涂山氏女派人在涂山氏阳迎候大禹，久久不见其来，涂山氏女在焦虑中作歌曰：“候人兮猗！”如果“候人兮猗”算作源头，那么中国女性文学则一开始就定错了调。涂山氏女短歌的潜台词当是“我不是我自己的呵！”“候人兮猗”成为涂山氏女人生的内涵，等待丈夫成了女人的本分和期望。大禹是公而忘私的英雄楷模，涂山氏女则是大禹的陪衬乃至反衬。想想看，从那以后几千年来“主内”的女人等待丈夫成了中国社会的人文景观乃至自然景观，几乎不分东南西北的风景名胜处皆有望夫石这一不朽的景致，女人被定位于男人的属物，尽管社会将封闭的女性美化为坚贞坚韧的爱情化名，但这人生太悲凉又荒凉。二是中国第一位女诗人当推许穆夫人。许穆夫人是卫宣姜的女儿，许国国君穆公的妻子，故称许穆夫人。卫懿公不理朝政，一心爱好养鹤，对鹤的爱甚至荒唐到让鹤乘坐大夫才可以乘坐的轩车。自然，这导致人心离散、国衰民弱。公元前660年，狄人伐卫，“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于是，狄人大败卫国军队于荥泽，并杀了卫懿公。眼见卫国将亡时，幸而宋桓公连夜率师败亡之众五千人接过黄河，居于漕邑，立卫懿公之子戴公为君。翌年，戴公死，文公即位。在国难家难风雨飘摇、祖国危亡之时，许穆夫人不甘做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她不顾许国君臣的阻挠，策马急驱，毅然返卫，吊唁卫君，并向同情卫国的大邦呼吁救援。然而，许国大夫还是不依不饶，他们跋山涉水追赶她，传达许国国君的命令，劝她立即回许国。也许这就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还管什么娘家的事”的女诫吧！许穆夫人忧愤填膺，斩钉截铁地回答：无论你们怎么不赞同，我决不回车返许，我对祖国的思念是不能阻止的！“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车马终于驶进了卫国原野，扑入许穆夫人眼帘的是长势茂盛的绿油油的麦田，一个女人的情怀与大地万物融为一体，她决定：“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她要去向大国陈述，取得它们的援助！虽说“人言可畏”，但她无所畏惧，从“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可尤之，众樨且狂”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她吐出了自己的心声。这个女人不寻常，她有主见，不动摇，她瞧不上这帮骄横狂妄实则怯弱自私的许国诸臣，对他们发出了激越的斥责之声，并认定他们即使有上百种主意，都不如她自己选择的方向。《载驰》一出，这激荡着爱国精神的诗篇，是这样惊天动地，即广为传颂。《左传·闵公二年》记载，齐桓公闻之，派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帮助卫人防守漕邑。以后，又联合诸侯迁卫都于楚丘，使卫国得以灭而复存。《载驰》一诗，悲愤动人，收入了《诗经·鄘风》。西汉末年，刘向编《古列女传》，又专为许穆夫人立传，盛推其“慈惠而远识”。“国家兴亡，匹妇有责”中有着一个女子独立的心声。如果视《载驰》为中国女性主义的源头，倒很有超前意识，因为《载驰》早早地点出了女性角色与事业的抗争话题。《诗经》中还有不少诗篇写女人劳作之歌、守望之苦、被弃之怨、失子之痛等等，虽无具体的作者，但几千年来，女性鲜活生命之音一直附托其上。三 历代女性作家寻踪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有的只是男人的声音，女性的声音被湮没了。汉朝的班昭，是位才华横溢的才女，但她心平气和甚至低眉顺眼地编写了一部约束女子的《女诫》，这是男人的思想借女人的声音表达吧？汉魏时期的蔡文姬“博学有才辨，又分于音律”，但她命运多舛，幼年随同被陷获罪的父亲蔡邕亡命流亡，后嫁河东卫仲道又遭夫亡。未几，在汉末大乱中，为胡骑所掳，在南匈奴滞留12年，嫁给胡人生有两儿。后来曹操赎回她，她又只得别夫离子，再嫁陈留董祀。嗟呼！女人所遭之罪集大全于此女子。她的五言《悲愤诗》的的确确浸透了女人的悲愤！有此篇足矣，且不去辨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留下诗篇近五万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56个，可是翻开文学史，找不到一个女性的名字！唐朝倒有一种特殊的妇女阶层——苏雪林称之为“半娼式的女道士”，这些女道士吟风弄月，诗名最著且有专集流传下来的仅李冶和鱼玄机，还有一位是被戏称为女校书实是官妓的薛涛。这三位沦落才女，作品多为赠答诗。她们的风流韵事似比她们的诗作更招人青睐。薛涛寂寞晚年退居成都浣花溪畔的遗址，至今还有人凭吊。这些怕只能看作男人波澜壮阔的诗海边遭人践踏的小贝壳而已。宋朝的李清照堪称伟大。她是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唯一“在籍”的女性，是世人所公认的“婉约派”的正宗词人。李清照的晚年，国破夫亡，只身漂泊，唱出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掷地有声的诗句，词篇仍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深愁惨痛，但这正蕴涵着国家兴衰之感的沉痛。南渡前的李清照的词篇以极强的艺术魅力还原了女人作为人的可爱形象。不是吗？这个少女，敢蹴秋千，哪怕“袜划金钗溜”；敢泛舟“沉醉不知归路”，晚归时“误入藕花深处”还嘻嘻哈哈“惊起一滩鸥鹭”，何其活泼健康！这个少妇，毫不掩饰别离相思之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秋日独酌，“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怎能不“人比黄花瘦”？出身上层封建士大夫家庭的闺秀歌唱爱情何其大胆热烈！李清照的成就离不开她的父亲和丈夫的“反传统”，那就是对女子的尊重。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元祐后四学士之一，学者兼散文家，怕是大不同于那些道貌岸然刻板僵化的士大夫的；尤为可贵的是才华稍逊妻子的赵明诚，这位金石考据家在欲与夫人比高低输定后还能心悦诚服，甚至更爱更敬重李清照，就有超越时代超越男性集体无意识的高度。要晓得打母权制颠覆之后，几千年的男性中心社会酿成男性心理积淀是不能容忍妻子比自己聪明且有才华的，至今也不例外。所以李清照南渡前词篇中的女性形象至今也还是女人理想王国中的风景。李清照晚景凄凉，1127年“靖康之变”，赵宋王朝匆匆南逃，1129年8月赵明诚病逝，9月金兵南犯，47岁的孤苦的李清照拖着文物书籍颠沛流离四处逃难，“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据传她为生存所迫曾改嫁张汝舟，但遇人不淑，李清照奋起抗争，才重获自由身。但改嫁一事却被一些道学者视为“不终晚节”！自明清至今，为李清照辩诬抱不平者大有人在，论证李清照并未改嫁，是他人造谣污蔑云云。历史真相究竟如何？难道改嫁未改嫁对李清照为人为文会有本质影响吗？若未改嫁也不能说明她就恪守了“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观，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若改嫁了身心就不再是冰清玉洁？就不配当第一女词家？甚是荒唐。相反，若真有诉讼离婚之事却更凸显出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女人，当她身陷传统男性的樊篱时，一样饱受欺凌和屈辱，但婉约派女词家骨子里的刚烈坚毅，由此可见一斑。朱淑贞的命运更悲苦，婚姻不幸，又得不到娘家人的理解，抑郁以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成了“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的伤痛回忆。这首《生查子》收在她的《断肠集》中，但一说为欧阳修所作，我宁愿信是朱淑贞的，因是断肠人之断肠声也。元代诗坛沉寂，戏曲的发展中虽有少数女子介入，但无甚影响。我倒想引管仲的后代管道升的一首小词，28岁的她嫁给大书法家赵孟頫为妻，夫妻恩爱十余年后，赵想纳妾，给妻一首小词：“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道升回《我侬词》一首：“你侬我侬，恁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都说管词温柔敦厚，真情感人。但这其中是否蕴藏着年过四旬女人的悲凉和一相情愿的忠贞不渝呢？据说见异思迁的赵孟頫读词后打消了纳妾之念，但管道升跟《氓》中女子的追忆和悔恨相比，与卓文君的《白头吟》怨恨愤懑、决绝刚烈相比，女性的独立意识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呢？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因素萌发，商品经济发展中以家族为单位的妇女创作颇为热闹。清朝文人李渔、王渔洋、袁枚、毕秋航等都招收女弟子，辅导她们学习诗文。另据钱单夫人的《清闺秀艺文略》统计，清代近三百年间，可查考的女作家达2322人，以至梁乙真可作一本《清代妇女文学史》。18世纪中叶，乾隆进士袁枚招女弟子，一时间闺阁女流纷纷投靠，袁枚的三个妹妹“随园三姝”更以诗闻名于世。与仕宦大家闺秀的作诗风气相映衬的，是流传民间的女作家自编自唱的弹词文学，如陈端生的《再生缘》、陶贞怀的《天雨花》、丘心如的《笔生花》和程蕙英的《凤双飞》等，多写才子佳人、世态炎凉的故事，写出了女子的命运和追求，表达了倾慕自由解放的愿望。“五四”前后，“创办女子学堂和倡导不缠足，是社会上颇为时髦的事情”。又“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涌现出的女子团体达40多个，女子报刊30余份。”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351页。牺牲于辛亥革命前夜的鉴湖女侠秋瑾，可谓横空出世中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的《勉女权歌》是划时代的妇女解放宣言：“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起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只是她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的形象光华太强烈了，以至这位集诗词、歌赋、杂文、弹词、译文等于一身的女作家高扬的中国女性文学旗帜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她只是寂寞孤独地绝唱。综观中国历代女性的文学创作踪迹，是否可勾勒为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谁离得开身世之感，皆以情自慰又以情感人；一句是也没有谁离得开封建桎梏，不同的是有的挣扎而不可脱，有的自觉或无觉地被禁锢着而已。第二节 浮出历史地表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性别为标准的研究妇女文学的专著。全书分为三编四十章，以时间为纵线，囊括上古、中古到近世的中国妇女文学。可以说，开辟了“妇女文学”之称谓，将其引入文学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古往今来所有女作家创作的作品。谢无量之后，有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胡云翼的《中国妇女与文学》等。胡云翼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对“女性底文学”进行了社会和审美的探讨：“一部二十四史，只是一部男性活动史。”“虽说学术史上不曾有女哲学家、经济家、史学家，然而在文学方面，女性却留下卓越的成就，使一部中国文学史还笼罩着女性文学的异彩，给予我们一点读文学史时的安慰。”“因为中国文学是倾向婉约温柔方面的发展，而婉约温柔的文学又最适宜于妇女的着笔，所以我们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这句话不见得大错吧。”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光明书局1934年版。1934年谭正璧出版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以“女性文学”作为定型的术语，替代了“妇女文学”。一 第一代：事业·爱情·姐妹情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当诞生于“五四”时代。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研究者大多这样界定。的确，“五四”时代，“中国女性那从来没有年代的凝滞的生存延绵，恰借民族生存史上的巨大临界点跨进历史的时间之流；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恰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这已经足以构成我们历史上最为意味深长的一桩事件。”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凌淑华、袁昌英、陆晶清等作为女性性别群体登上了文学舞台。陈衡哲记叙留学美国女子大学新生一日琐屑生活情形的《一日》，发表于1917年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胡适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的时候，莎菲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创作了。”陈衡哲：《小雨点》（胡适序），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6页。莎菲即陈衡哲的笔名。《一日》可说是新旧文学更替中惊雷前的一滴小雨，虽成不了气候，但总还是一滴小雨点。接下来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一枚扣针的故事》等，直面知识女性面对事业与爱情、婚姻、家庭间的两难选择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宁静的偏执：女主人公选择了独身。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冰心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的。“得天独厚”是对她的文学生命更是对她的个人命运的赞叹。冰心的女性意识是清醒的：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少了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冰心：《关于女人》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她曾直言不讳：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总觉得有点刺眼逆耳。她始终奉行爱的哲学，母爱、童心、自然美是她永恒的母题。她早期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以行云流水的文笔讴歌母爱。但她的一系列问题小说，从1919年9月晨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到1980年夺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空巢》，那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是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历经61年，冰心思维却早已成为定式。庐隐、冯沅君、苏雪林和陆晶清皆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窗。茅盾称庐隐是“五四”的产儿。潮涨潮落，冲撞着第一代女作家的心。冯沅君连着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旅行》、《慈母》、《隔绝》、《隔绝之后》，那以大胆笔触勾勒的叛逆之女性形象跃然纸上，震惊了一代读者。鲁迅以为，那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与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245页。的青年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冯沅君还只是将她的表姐之事演绎成系列小说，而石评梅则是以柔弱的生命在爱中寻寻觅觅，难以抉择难以舍弃，在泪与火中自我拷问。庐隐的《象牙戒指》是以女性独立的视角审视爱情：女人不能只在回忆中讨生活，爱不是人生的全部。在第一代女作家群中，庐隐是女性意识最强烈、女性话语最急切的一个。她的小说《海滨故人》可谓开了本土写“姐妹情谊”之先河。她们的真情理想在现实中已碰得支离破碎。庐隐短暂的人生，也似乎浓缩了女性的全部悲苦：小时遭家庭嫌弃，两次婚姻遭遇社会不容，最后死于难产！第一代女作家群整体素质比较整齐，皆认真执著让人肃然起敬。她们多出身名门世家书香门第，有深厚的国学传统和文化根基；又都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还有出国深造者，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汲取精华；更有幸的是她们大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种种的交往，如鲁迅、茅盾、胡适等，或为师或为友，获益不浅。但是，在“五四”的涨潮落潮间，她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走了由女作家而女学者之路，后多执教于大学讲坛。二 第二代：女人别样的“生死场”第二代女作家群体风貌则变异多姿。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相继爆发，这群女作家在时代的炼狱中艰难成长。腥风血雨动荡不安，她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也许“出走”的原因仍大多基于反抗包办婚姻追求女性独立，但只身闯荡严酷的现实，她们的经历太富冒险精神，太充满传奇，她们睁大了眼睛看整个阶级社会，于是她们的作品几乎无不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1926年冬，湘女谢冰莹逃婚来到武汉，报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即随军北伐。在每日八九十里的艰苦行军中，她抽隙写作，记录北伐时代的涛声。发表于孙伏园主笔的《中央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从军日记》轰动了国内外。十年后她写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再次震撼国内外，被译成七种文字。但是新花木兰的人生经历并没有改变女性的命运。1937年2月7日夜在罪恶的枪声中倒下的5位左联作家中，冯铿是唯一的女性。冯铿的《红的日记》中，红军女同志同男同志一样，“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的意识就是那时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也并非不写爱情。也是湘女的白薇，30岁才为文坛瞩目。她的剧作《打出幽灵塔》的女性悲剧当归咎于土豪劣绅，《炸弹与征鸟》这对姐妹的迷惘失落当归咎于出卖阉割革命的男人们，那么《悲剧生涯》的白薇的悲剧呢？是否可以说，即便革命胜利了，女性命运的解放也并非同步到位呢？女性解放还存在一个非阶级压迫的性别歧视。第二代女作家群中最杰出者是丁玲和萧红。可以说，没有哪一位女作家像丁玲那样，与中国革命中国政治纠结得如此难解难分！但恰恰又是丁玲，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在她的不少作品中表现得特强烈特鲜明，也可以说在她的心中对女性生存现实的清醒的焦虑和独立自强的声音始终未曾泯灭。《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商品化半殖民化的都市生活中，为“五四”精神感召的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走到哪里去？莎菲则并不掩饰她对异性的渴求欲望，但是只会哭的苇弟和徒有其表实则灵魂卑污的凌吉士绝非她之所爱，她终将他们甩掉了，一脚踢开了，但是她的出路在哪里？依旧只能在黑暗中。1930年后丁玲的创作似努力地消弭这种女性自我，然而就在她到了陕北且居文化宣传领导者角色时，她的三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和两篇散文《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又“故态复萌”，仍用女人的眼睛看世界，她要“为女同志说几句话”。“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融才真正有用。”这句话大概可成为女性的座右铭。《风雨中忆萧红》直抒胸臆：“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谷雨》第5期，1942年延安。还有什么比这话语对女性生存困境更感伤乃至更悲凉的呢？1942年1月22日，在沦陷了的香港玛丽医院，萧红寂寞地离开了人世间。萧红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香港沦陷，流亡半生，尝尽了人生的滋味，但是在白眼冷遇之外，她还是得到过温暖真情的。1926年冬，鲁迅为她的《生死场》作序言，给予高度评价。茅盾亦以父亲般的温情为《呼兰河传》作序。妊娠、生育、死亡，难道这就是女人们在劫难逃的生死场？第二代女作家群多拓展视角，像大家闺秀林徽因写出《九十九度中》这人生的横切面，罗淑写出底层妇女命运的《生人妻》，但我们仍可以说，中国女作家还没有谁像萧红这样将底层女人生存境况作过如此原生态的粗粝得让人毛骨悚然的描摹！真是满目荒凉。然而，大彻大悟的萧红在自家人生历程上却清醒地糊涂着。那大彻大悟的女人的眼睛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心？她有过男人，却从无正式婚姻；她做过母亲，却从未得到儿女。在彻骨的荒凉中，她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所以即使大鹏金翅鸟的她也始终矛盾着分裂着：“不错，只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摔下来。”三 第三代：还原写“原生态”女人如果说写爱情是第一代女作家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写革命是第二代女作家拓展视野的选择，那么四十年代的沦陷区则出现了既规避时代政治又无爱可写便还原写“原生态”女人的女作家，代表人物当推张爱玲和苏青。何为“原生态”女人？柴米油盐酱醋茶、婚丧嫁娶养儿育女，仿佛抽空了社会性，只剩下“饮食男女”；社会化了的男人，是怎么也回不到绝对的“食色，性也”状态的。人世间没有爱。张爱玲最喜欢用的字是“荒凉”，最爱描写的风景是月亮。不过，她的荒凉是华美喧闹的香港的荒凉，十里洋场的上海的荒凉，衰败的高门巨族一代一代女人的荒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这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彻骨的荒凉。张爱玲眼睛里的女人不论性恶性善或不恶不善，不论遭际结局如何，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生命的“强者”。可不论你如何冲撞——没有爱！张爱玲是大彻大悟的。张爱玲用华丽细腻的文笔，萧瑟恍惚的语调讲述女人的故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只是大彻大悟的她却也作过徒劳的寻爱，在自家的婚恋上留下不堪回首的阴霾。苏青自称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子，的确，在她的不少散文中出言痛快淋漓、理直气壮，甚至口无遮拦地为女人呐喊。“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各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这只怕是对苏青及作品最中肯的评价。综上所述，早在“五四”时代，陈衡哲的《一枚扣针的故事》、庐隐的《海滨故人》，及以后白薇的《悲剧生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萧红的《生死场》、张爱玲的《金锁记》等都浸透着日后崛起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种种母题：事业与婚姻、姐妹情、爱情、母性、男性形象等等，已见女性视角及女性修辞方式的自觉。当然，中国女性文学喷发出历史的地表后，几度夕阳红，但留下的亦不过是苍凉而美丽的手势。第三节 潮流：起落间的迷茫与执著一 艰难的抉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妇女被赞为“半边天”。那原本低的女人的天空是否从此高远蔚蓝任凭女人展翅飞翔呢？中国女作家历经解放17年的与男作家一样的创作后，便是遭受磨难的沉寂的十年“文革”，冰刀霜剑之后文坛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而蓬蓬勃勃的女作家群以她们作品的质量和数量让世人侧目，以致文坛不得不叹息“阴盛阳衰”。西风东渐，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中国女性文学大旗高举，汇聚其下的潮流汹涌澎湃，但是起起落落，并无太大的凝聚力更无强烈的承继性趋同性，各说各的各写各的唧唧喳喳自说自话仿佛是女性书写的景观。可是评头品足的评论家理论家总爱急急寻找框架尺子来定型量长短：前代、中代、现代、后现代、理想写实、新写实、私人生活、小女人，等等，然而，合适吗？面对当代女性文学，评论家的学术视线多集中于新时期以后的女性文学，对17年女性文学采取“一锤定音”的做法。有评论简单地认定17年没有女性文学，是女性忘却了女性自己的时代。然而，17年文学何尝提醒“男人别忘了是男性”呢？性别差异在当时是一个不屑一提的话题。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个性融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集体之中。尽管如此，17年女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度并不低。《青春之歌》、《乘风破浪》、《春草》、《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长长的流水》等长短篇小说、散文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值一提的是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大量“恢弘叙事”中这两例女性的倾诉却是格外的哀婉动听。《红豆》里的女大学生江玫正跨越时代的门槛，遭遇爱情与革命的选择，宗璞并没有回避这份选择的沉重与复杂，留下了这一个女子长长的感叹。《百合花》在文本中采取的虽是“同志式”的叙述模式，但女性的细腻和柔情在小说中如月光流泻。有人说《百合花》的主题是“军民团结，同生共死”，并没有女性意识。但要知道，如果说女性意识只能是性别概念的话，那么女性意识于女人来说都没有多大价值了！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并不冲突。女性与人性当是统一的，很简单，把女人不当人就是没人性。在“男女都一样”的年代，女性作家仍放飞女性翅膀，拓展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写作空间。当然，女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关于人类本身的问题。“文革”十年是整个文学荒漠化的“灾难季节”，非人化的写作环境不仅窒息了作家的艺术思想，也扼杀了作家的艺术生命。男女作家和文学中的男女都成为空洞之物，一切都在沉默中等待爆发……应该正视的是，这期间，女性视角女性书写因种种原因，或消逝或淡化或遮蔽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为：“翟永明在1984年完成了她的第一个大型组诗《女人》，其中所包括的二十首抒情诗以独特奇诡的语言风格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二 云端的翱翔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可谓一波四折，在“反思历史——渴求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审视性爱——探索性心理”的转折链中，中国女性文学叙述的核心由女性的外部世界逐步向女性内部空间挺进。新时期初，仿佛是“五四”再潮，女性文学亦再次崛起，主要以“人”的发现为动力，借助人文主义思潮，女性作家开始了“反思历史”的旅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以她们独有的历史智慧，对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杨绛的《干校六记》，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我是谁》、《蜗居》，都以极大的热情揭示了十年内乱中人的悲剧。的确，新时期初女性文学是以反思历史、重新发现人为其主导的，如张抗抗所说：“我写的多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机。”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关心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女性的命运，是女性文学在“反思历史”阶段的文学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女性话题”和女性写作作为“别种声音”凸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石破天惊，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让人欢喜让人愁，陆星儿的《啊，青鸟》，程乃珊的《女儿经》，无论雅俗，女人们仍在等待爱情、渴求《在同一地平线上》的起飞。爱情是高尚纯洁的理想境界，好男人是高大宽厚供人仰视的背影。张洁的《方舟》载着女人间的情谊躲避人间风雨，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被称为“可以说是80年代的中国女性探讨自身处境与问题的代表性作品。”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其中的姐妹情可称“永恒”……1980年代女性作家在主体意识上更注意人文主义和女性意识的立体结合，她们都尽力追求女性作为人在更高层次上的权力和人格与男人的平等，时代给予了女性独立思考和选择爱的权利，因而与“五四”时代第一代女作家群书写的主题和形式相比较，似有着“螺旋式”的上升。由“人的发现”到“女人的发现”，从关怀历史到关怀女性命运到女性自觉状态恢复到用女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女性的爱情、女性的事业、女性的婚姻成为写作的中心，女性的命运成为文本中的“主角”。小说的女主人公多以主动的姿态来抗拒在家庭和爱情之中的“附属物”的命运。然而一切都蒙上了理想色彩。三 迷惘中的执著1980年代后期以降，女性文学的主题转换和技巧的变化极其迅速。从追寻女性的自我价值到女性的自我体验到探索女性“全面”实现自我的轨迹都并存于此。迷惘中的执著、执著中的迷惘，而对女性传统审美意识亦进行了挑衅型的反叛。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走进《方舟》走进《祖母绿》，爱在哪儿？《红蘑菇》用自己的手颠覆撕碎爱的脉脉含情的面纱，结局让人毛骨悚然，“梦白”这个名字便一针见血。到长篇小说《无字》，已历尽爱的沧海桑田，欲说还休，一切都被解构。笔名残雪的邓小华的一系列作品：《污水上的肥皂泡》、《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始终令人瞠目结舌，这种一反清丽秀美的传统尺度的女性书写，在丑陋、紊乱、晦涩、梦呓的铺陈中凸现现代寓言，全然的审丑倾向。也许有人会说，残雪的写作并非女性特质，可残雪自己回答得好：“法国的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就从女权视角推荐我的两篇作品。我天生有种独特的个性，这就必定会成为女权主义者。”胡辛：《追求一种特殊的美——残雪访谈录》,《文学报》,2000年5月18日。王安忆的女性探索一开始就另辟蹊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到《岗上的世纪》，审视性爱，对女性自身的欲望作现代性的阐释，从而把女性的生命本能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展示在读者面前。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玫瑰门》、《大浴女》等，对女性命运女性关系的阐释愈来愈深入犀利。但王安忆、铁凝们并没有放弃“母亲的情愫”，其性爱成分多带有母爱的情感，“妇女却从未真正脱离‘母亲’的身份，在她的内心至少总有一点那善良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乳汁写作的”［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引自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审视性爱，对女性的自然属性进行展示，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重大意义，但任何过度的宣泄，都会适得其反，甚至无异于自觉清醒的沉沦！至于姐妹情，如果说这话题在张洁的《方舟》里得到建构和拓展，那么王安忆的《弟兄们》却给予了无情的解构。1980年代末期，方方、池莉、迟子建、徐坤等以青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力度，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她们写女人也写男人，或以形而下的经验直接性表露，或以形而上的哲理性象喻思考，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进行了反拨，开启了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多向度取向和多元化选择的新纪元。四个人化的写作埃莱娜·西苏说道：“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引自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她传承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的以实现“双性同体”为目标的女性写作理论，以消解顽固的二元对立立场中的女性他者位置。露西·伊瑞格瑞则将文化和生理因素相结合，她提出独特的女性谱系，核心为建立新型的母女关系以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假如说1980年代的女作家的创作多以两个世界——女性的外部世界和自我世界兼顾为主的话，1990年代以降的女作家则更自恋“私人生活”。女性文学发生蜕变，成为当代文学中的灼热之“焦点”。陈染、林白、海男等年轻女作家进行着新的女性书写的纪实和虚构，在《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中，传达女性的生命本能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并成为一种群体性写作趋势。《一个人的战争》是一篇不同于以往的女人心路的记述。其惊世骇俗处是她头一遭写出了以往人们所不敢写的，大胆言说和叛逆思考至少让人们大吃一惊。作者对语言的感受力像是天生的，文字于她，真是如鱼得水。当然这是一次致命的飞翔。是突围还是溃败？谁知道呢？主角叫多米，就像多米诺骨牌，轻轻一击，全线崩溃，既如是，也溃得流畅华美。不过，想当初，郁达夫的《沉沦》不也是“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吗？在当代女性写作中，曾有人亦庄亦谐地归纳了老、中、青“三巫”:“老三巫”为张洁、张辛欣、张抗抗；“中三巫”为王安忆、铁凝、残雪；“新三巫”为陈染、林白、海男。女巫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以装神弄鬼、搞迷信活动为业的女人。可若要追根溯源，可不是这么个意思。巫者，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国语·楚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唐代白居易有诗句：“巫山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说的是巫山神女庙；五代刘蜕有诗句：“役巫女兮鼍鼓坎坎，风笛摇空兮舞袂衫”，描绘的是女巫师。皆集神秘飘逸于一身。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仍是一个起起落落、既执著又迷惘、既飞腾又坠落的“尴尬局面”。1990年代女性书写在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舞台时，又在这个“舞台”上成为“被看”、“被展示”的角色。“私人性”书写越发挥得淋漓尽致越深入其隐秘空间，其文化现实命运就有可能越尴尬越悲惨。商业社会、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女性异化，在流传、阅读过程中的“炒作”、“误读”、“改写”、“被看”的遭遇，先锋派女作家的女性觉醒的“语言乌托邦”会被撕裂成碎片，碎片则很可能造成一叶障目的结局。文化探险是要付出代价的。如若抵挡不住这种种有意无意的“侵略”和“袭击”，女性写作的颠覆性和超越性都只能沦落为一次次软弱无力的自我宣泄而已。女性独立意识是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最根本的支撑点，脱离了独立意识，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所谓女性主义一切言行都只能是作秀，是为了商业炒作或自身的别样兜售。当然，我们不必太悲观，随着女性写作不断深化的历程，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和突破点，但同时女性文学本身也日益进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女性主体性的寻觅与张扬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文本虚构工程，女性话语的边缘化地位没有改变，“双性同体”和“伙伴关系”，都只能是个遥遥无期的理想，必须走向未来的女性文学注定再次踏上茫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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