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化：北京和莫斯科的视角

张宇燕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学者合作研究的一份成果，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领域部分专家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与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课题的立项和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并获得成功的表现之一。尽管在中国取得这一成就的具体内容、程度和方式等问题上，专家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在关心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前景的人们眼中，中国融入外部世界并与之互动而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过去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现在各方越来越关注，中国将如何改变全球化。在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无非是一个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进程。分散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和商品不断卷入日益完整化的全球市场，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带来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后者的直接后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这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人类描述的理想范型。随着对市场机制的理解日趋深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规模的扩大并非无条件的。一个有能力明晰和保护产权并维持良好秩序的法治政府，是扩大并强化市场的重要前提。全球化的严重缺陷就在于，没有这样一个世界层面的扩大和强化市场型政府来为全球化建章立制。“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经济融合的历程表明，未经驯服的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非常野蛮的过程，甚至“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柏林墙”倒塌以来，现代或制度意义上的全球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人类距“共趋大同”的理想并没有明显的缩近 （即便不是变得更远了的话）。就算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扩大和强化市场型政府，但人类也并未放弃驯服全球化的努力。美国主导的以布雷顿森林机构为支柱的世界经济体系，就是理想化的扩大和强化市场型世界政府在某些功能上的不完美的替代物。应当承认，基于这一规则治理网络的全球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里，为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快速发展的机会。这些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拥有更多机会在更大规模的世界市场上获得有竞争力的回报，更充分地实现其市场价值，锱积铢累成就了本国的经济增长。但应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表明，运作至今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已接近“临界点”。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各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相互抱怨和指责的声音越来越不加掩饰。以邻为壑的政策主张逐渐由阴暗角落的弃物，变为国内政论场合可光明正大地蛊惑人心的利器，甚至不如此主张则不足以维持爱国的道德底线。各方对费厄泼赖精神的理解出现前所未有的分歧，全球化的受损者自然愤怒不已，获益者也觉得自己本该得到更多方为公平。全球化被它自己的成功所击败的看似荒谬的前景，正在日益显现。为了避免“不忍言”的局面出现，世界站到了变革的十字路口，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选择面临的重大约束条件的转变是，未来的全球化将从中国 （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全球化阶段，迈向全球化的中国 （及其他新兴大国）阶段。换言之，这些全球化的参与者由“小国”变成了大国。如果一个国家主要是其他国家行为、国际观念、制度与器物影响的接受者，则该国为小国；相反则为大国。大国并非单方面接受外部世界或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它还可以显著但是不同程度地影响或塑造外部世界 （的一个或若干方面）或全球化趋势。大国性意味着该国的国内行为会对“国际相对价格”（也可以理解为决定国际行为主体竞争胜负的标准）产生影响，考虑到这一点，其他大国会对该国的行动做出反应而产生回荡效应 （Boomerang Effects）贡纳尔·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于1957年提出回荡效应（Backwash Effects），指一国出口的增加导致其他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等流向该国，从而对生产要素的流出国造成损害。张宇燕将一国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可以改变其竞争者或合作者的效用函数”，进而反过来影响到该国的发展机会或条件的效应称为回荡效应。这一定义与缪尔达尔的区别在于强调的是对本国而非外部的影响，比较而言，其含义与稍晚时 （2014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创造的溢回效应 （Spillbacks）更加接近，IMF用溢回效应提醒美国注意“美联储如果过快退出量化宽松，引发新兴市场动荡，那么反过来也会影响美国经济本身”之类的经济反馈循环。这里用回荡效应来表示 （不仅限于经济溢回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外政策的 （正面及负面）反馈影响，为了与缪尔达尔的Backwash Effects相区分，英文为Boomerang Effects。相关文献参见Myrdal Gunnar，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Gerald Duckworth，1957；张宇燕《战略机遇期：外生与内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该国对此有所认识，所以在决定本国行为时会考虑他国对本国的应对行为，如此往复。因此在分析全球化的中国 （及其他新兴大国）阶段时，应当加入互动或博弈的视角，在谋议对外政策时应更持设身处地和将心比心的立场。在新的阶段，中国将加入驯服全球化的行列之中并贡献自己的领导力。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是要加入现有体系的“领导层”，在国际体系中谋取更多的特权。恰恰相反，中国要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让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在功能上进一步趋近而非远离公正包容的扩大和强化市场型世界政府。为此，中国倡导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行动倡议，推动筹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试图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发挥“世界政府”提供公益产品的作用。希望通过对亚洲及其他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瓶颈的破除，来进一步扫清发展中国家当地生产要素和产品扩大全球市场规模的障碍，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来促进相关地区的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实现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坚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未必能一开始就得到各方的理解和认同。即便在新兴国家队伍之中，也不会是一片赞同之声。看法不一样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本书的部分内容，就反映了俄罗斯一些重要专家学者对中国参与全球化以及俄罗斯对此态度的直言不讳的看法。当然，我们也未必会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但完全有必要去了解和倾听这些看法，并同样坦率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沟通是打破合作之“囚徒困境”的先决条件。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的沟通与交流，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努力才能事半功倍。如果说开诚布公是本书的第一个特色，那么其特色之二是视野开阔。无论是中国方面的专家还是俄罗斯方面的专家，都没有囿于本国的立场和利益来看待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而是比较全面地涉及了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议题来看，本书的讨论也广泛而不失深入。本书的作者是中俄两国外交、安全、货币、投资、区域合作等方面的专家，在这些领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读者在本书中可能看不到猎奇式的阴谋，但大国博弈的现实往往比虚构题材更富有戏剧性，读者完全可以通过本书领略学术规范约束之下专业且“读者友好”的分析。从叙事风格来看，平易近人是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为序。 又及 本书的起因，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封明码电报，谈及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希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随后，两个研究所函电交流，研究团组互访，商定合作研究主题纲要，再开学术讨论会。最后的研究成果，便是本书。此共同研究项目起始于2012年，至2014年结束。接下来各位作者又根据出版专著的要求对论文进行了修改，故2016年此书才与读者见面。这其中的时间跨度使得本书个别章节所使用的数据略显陈旧，所讨论的时间跨度也较短，相信这些欠缺并不影响读者对本书主题的了解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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