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股市关联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大量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大多以共同地域为基础，是经济地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与现有其他多边合作机制不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一个以功能合作和新兴国家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强有力的跨地区国际合作机制。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联合体是从国际经济学概念出发，进而结成政治实体的，金砖国家便是这个特例。作为新兴经济体当中的佼佼者，得益于金砖国家概念同时具有的国际经济学属性与国际政治学属性，对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的新兴市场关联特征及其来源，也有助于从资本市场角度形成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认同。股票关联既存在于一国股市之内，又存在于各国股市之间。理论界对股票关联形成机理的解释不外乎两个层面，即基本面因素引起的关联和行为因素引起的关联。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基本面关联理论认为，股票价格由其内在价值决定，基本面关联是股票关联的根本原因。具体来看，就是股票预期现金流或预期折现率变动的相关性。然而，越来越多来自成熟市场经验性证据表明，基本面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股票之间的关联，这对基本面关联理论乃至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作为基本面关联理论的有益补充，行为关联理论随之出现。对于不能被基本面因素完全解释的股票关联部分，行为关联理论认为，投资者并不都是理性的，投资者的特有交易行为会形成特定交易模式，而既定模式下不同股票之间需求的相对变动，则会引起股票收益之间的行为关联，也就是所谓的“行为联动”。巴伯里斯等（Barberis et al.，2005）将行为关联区分为基于分类的关联和基于偏好的关联。当前有关跨境股市关联研究或着重于成熟市场之间的关联，或着重于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之间的关联，新兴市场之间的关联相对有限。成熟市场大多有着悠久历史，关于成熟市场关联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断实现的背景下，成熟市场之间的关联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受到众多历史事件的影响，这一关联变化过程有所反复，但总体的变化趋势是，成熟市场之间的关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所加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市场关联性得到了不断增强，这种趋势变化在21世纪头十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新兴市场的表现开始抢眼。尽管从逻辑上看，新兴市场对成熟市场应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依赖，但是，学术界对于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之间、新兴市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一直没有定论。部分学者认为，新兴市场之间、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之间不存在关联，部分学者则认为存在。特别地，对于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关联而言，通过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即便如此，现有金砖国家股市关联研究或者没有将金砖国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或者没有考虑南非的股市的存在。非限制性VAR模型的运用忽视了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当期关联，实证检验中没有考虑到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敏感性。正因如此，本书基于收益率视角，从线性相关关系、均值溢出效应、波动溢出效应以及联动四个角度，使用SVAR模型、多元波动率模型、事件研究法等数量化模型及实证方法，对近二十年来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关联的演变趋势及其可能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将金砖国家股市发展置于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背景下：在一个共同的交易日内，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与美国股市基本上保持着同涨同跌的趋势，但是，美国股市对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的当期影响并不都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著。在高盛提出金砖四国概念之后，美国股市对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的影响整体是下降的。与之相对，或许是得益于地缘因素，或许是得益于中国在整合金砖国家成员国资源禀赋中所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中国股市在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中的地位却不断提升，特别是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容之后，中国股市更是成为影响俄罗斯股市的最大因素。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信息传递的渠道是畅通的，各国股市的表现主要由该国股市自身决定。由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金砖概念的发展，对除中国股市之外的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而言，美国股市冲击的重要性在减弱。中国股市冲击则取代了美国股市冲击，成为影响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股市第1期收益的第二大冲击来源，俄罗斯股市冲击对巴西股市和南非股市的影响则超过了美国股市冲击的影响。巴西股市和印度股市冲击对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股市的影响非常有限，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在南非股市冲击下往往表现为负向响应。由方差分解可知，当前，巴西股市冲击是中国股市波动的重要来源，印度股市波动的1/3可被来自中国、巴西的股市冲击解释，中国、印度股市冲击对俄罗斯股市波动的解释力度正在逐年加大，南非股市波动的将近一半可由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股市的冲击解释，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的特征在南非股市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中国与俄罗斯股市冲击对巴西股市的解释力度也在逐渐加强。信息传递视角下的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关联情况，与贺书锋（2010）关于金砖国家成员国的经济周期互动情况基本相符。在大体支持基本面关联理论观点的同时，也有金砖概念发展下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可以运用基本面关联理论解释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短期关联。将金砖国家股市发展视为新兴市场框架下的有机整体：以代表性股指收益率的条件方差作为各国股市波动的测度，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特征，存在明显的ARCH效应和GARCH效应，冲击对未来所有的预测都有重要作用，即便是以市场稳定著称的印度和南非的股市也不例外。多元波动率模型常常被用来捕捉多变量波动之间的关联，VAR（1）-MGARCH（1，1）-DCC模型的构建与运用既体现了多元波动率序列之间的动态时变特征，又较好地吸收了多元波动率序列之间的波动溢出，不失为分析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有效框架。由各变量条件方差拟合值可知，南非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幅度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中最小的，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的波动幅度则相对较大。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相比，股市收益率波动频率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条件方差拟合值的变动趋势具有很高的同步性，这一点在金融危机持续期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或许是受益于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及相应股市地位的提升，或许是受益于全球范围内各国反危机政策的协同，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三次主要金融危机持续期内，上述三国股市收益的条件方差呈现“依次递减”趋势。由各变量之间的条件相关系数拟合值可知：尽管部分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曾经在1999年前后出现过短暂的负相关，不过，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条件相关性长期来看表现为正相关则是常态。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股指之间的条件相关性从2004年年底开始便有了明显的加大，而南非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股指的条件相关性也从2006年中开始有了显著的提升。并且，尽管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条件相关性从2011年年底开始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但是俄罗斯和中国股市之间的条件相关性却始终在增强。改写条件均值模型，考察一国股市波动对另一国股市收益影响的协同波动溢出效应：金砖国家股市长期内表现出“3+1+1”的划分，波动溢出效应在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之间存在，印度和南非股市则相对独立。其中，自1996年以来，巴西股市向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2001年之前，中国股市向俄罗斯股市的波动溢出表现得尤为明显，且俄罗斯股市向巴西股市的波动溢出在21世纪的前十年当中是显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独立性均有所提高，在金砖国家扩容之后，南非股市向巴西股市的波动溢出开始显现。绝大部分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表现为负效应，可以用基本面关联理论来对其做出解释，而跨境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改变，则可能是第二阶段中国股市向巴西股市波动溢出效应为正的原因。改写条件方差模型，考察一国股市波动对另一国股市波动影响的波动溢出效应：毫无征兆的异常大幅度波动是俄罗斯股市的常态。在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当中，巴西股市前期波动是唯一可以对中国股市当期波动产生显著预测作用的波动因素，反之则否，巴西因素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南非是早期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波动溢出的主要输出国，南非股市与俄罗斯、印度股市之间有过非常紧密的联系；相反，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股市的早期影响力极其有限。2001年年底至2009年年中，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在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中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中国也成为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主要输入国。金砖概念上升为国际政治学概念之后，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溢出效应明显减弱，各国股市波动的独立性再次显现出来。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正向波动溢出出现的次数更为频繁，这种波动溢出更多地表现为“传染效应”。基于动态相关性的股市双边关联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国家间外贸联系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均会对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的双边关联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为密切的外贸联系加强了两两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关联，而当全球主要新兴市场分别面对以股权资产组合和外商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入，以及跨境热钱流出的时候，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关联同样是加强的。相对于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以股权资产组合形式存在的外部冲击对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双边关联的影响力更强。由此可见，与内部因素相比，外部因素对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双边关联影响程度更高。将金砖国家股市发展划分为先进和次级新兴市场两部分。金砖国家股市行为关联可以从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联动，以及金砖国家股市与国际分类股市之间的联动得到印证。就金砖概念发展历程中的六个典型历史事件而言，金砖四国基金出现以及金砖四国指数发布两个事件的发生，尽管可以促进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联动加强，但是并不能显著改变金砖国家与国际分类股市之间的联动。相反，金砖四国概念提出与金砖概念官方认同两个事件的发生，虽然并不能显著改变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联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砖国家与国际分类股市之间的联动。金砖国家扩容事件最为重要，它既能加强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联动，又能对金砖四国股市与国际分类股市之间的联动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该事件在改变金砖国家股市联动趋势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说明，作为国际经济学概念的金砖概念演进，要想显著影响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之间的联动，必须伴随着跨境投资及其参与者的出现。就金砖国家扩容事件而言，与预宣告期相比，宣告期内金砖国家股市的联动在减弱。而直至生效日的到来，金砖国家股市的联动才开始得到加强。在生效日附近，金砖国家股市的联动变化不仅呈现出了过度反应的特征，而且在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这无法用信息的加速扩散来解释。这说明了跨境投资者对金砖国家股市分类的存在。构建包括南非资产在内的金砖国家投资组合：尽管从政治意义上看，南非已经成为金砖国家的新成员国，但是从经济意义上看，南非尚未得到国际投资界的广泛接受。现有绝大多数金砖指数均为金砖四国指数，现有绝大多数金砖投资组合均为不包括南非资产在内的金砖四国投资组合。当然，本书构建金砖投资组合的目的，是为了紧密跟踪特定的基准指数以最小化追踪误差。因此，本书要构建的金砖投资组合，属于以金砖国家成员国主要股指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型被动管理基金组合。2009年4月至2013年11月，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股市相比，南非股市是金砖国家中最具效率的市场，各成员国本土投资者均能够在投资南非股市的过程中受益，且中国投资者受益最多。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蓝筹股指数相比，中国内地蓝筹股指数是缺乏效率的，但是，得益于港币相对美元的稳定和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更加得益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蓝筹股的良好表现，中国香港及中国内地投资者投资金砖国家蓝筹股指数享有汇率增益。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投资者相比，中国投资者更加具有投资金砖国家成员国蓝筹股指数的激励，即便是构建并追踪金砖国家蓝筹股指等权重组合，同样是可以获得边际收益的。金砖国家成员国股市卖空规则不尽相同，但是卖空金砖国家成员国蓝筹股指数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对中国内地投资者而言，适当卖空部分金砖国家成员国蓝筹股指数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但是构建杠杆头寸并不是提升投资效率合适的选项。在控制金砖国家投资组合成分股数量尝试中，香港恒生指数和南非Top40指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内地投资者可以根据是否选择卖空进行杠杆投资，来确定自己所属的投资者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最优的金砖国家投资组合。与中国内地投资者类似，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地区）投资者也都可以在投资金砖国家股市的过程中，享受到国际化分散投资的好处。在面对卖空限制的条件下，上述投资者倾向于持有印度SENSEX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以及南非Top40指数。对金砖国家成员国的本土投资者来说，南非Top40指数在任意最优风险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均不低于70%。南非资产的存在对构建金砖国家投资组合极其重要。金砖概念并非像境外财经媒体所炒作的那样，失去了投资价值并褪去了金色的光芒。恰恰相反，南非成为金砖国家的新成员国，不仅丰富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内涵，而且为投资概念存在的“金砖”注入了新的活力。南非股市的良好表现，是拉动金砖国家投资组合预期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力量。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加强对金砖国家的认同。关键词：金砖国家 股市关联 行为联动 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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