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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对外投资与技术回流的前沿研究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7月09日 20 版)   发布日期:2025-07-18 10:51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潘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0月,108.00元

  ■肖金成

  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合作的蓝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就是绘制蓝图的精工之笔。如果说技术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就是破题的关键线索。如果说全球价值链重构是经济变革的复杂方程,逆向技术溢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就是揭示规律的解题公式。潘涛先生所著《“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一书以中国OFDI的技术回流为主线逻辑,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构建了一套兼具解释力与前瞻性的分析框架,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制造业升级的现实需求精准对接,既解构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传导路径,又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其对产业链跃迁的宏观撬动作用。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就政策导向、制造业演化和企业行为构建出一副动态图谱,利用“价值链嵌入—技术吸收—能力重构”三阶段模型,既破解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的“黑箱机制”,又量化了技术回流的“时空阈值”,为开放型经济转型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战略高度的解决方案。本书有以下特点:

  突破理论,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坐标系”。本书改良了传统OFDI理论“从中心向边缘单向溢出”的经典假设,重新锚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技术流动中的主体地位。从产品内分工理论构建的三阶段传导模型出发,将逆向技术溢出界定为“东道国技术要素通过投资网络反向传导至母国”的动态过程,这一理论创新不仅突破了“技术依附论”的窠臼,更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通过OF⁃DI实现技术赶超的战略可能。

  发展工具,透视国家发展前景。本书在分析框架上,以全球价值链(GVC)位置指数为标尺,以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为透镜,构建了“前向参与度+后向参与度”的二维评估模型。既创新性地精准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垂直分工关系,又捕捉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水平分工转型的动态轨迹。这种“显微镜+望远镜”的双重视角,为发展中国家打破全球价值链锁定提供了理论支撑。

  革新方法,锻造量化研究的“手术刀”。本书通过构建“三位一体”量化分析体系,实现了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多维度解构。在价值链定位分析中,以行业级GVC参与度指数为手术刀,剖开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球分工肌理,发现中国对东南亚、中亚的技术溢出存在18-24个月的时滞期,而对中东欧国家的技术转化周期有显著的缩短。这种时空异质性的揭示,为差异化投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创新指数,引导政策开发。本书对逆向技术溢出强度指数的创新使得数据更有说服力,通过引入国内增加值率(DVAR)作为权重,有效剔除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估值偏差。实证数据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呈现显著非线性特征——当东道国研发投入强度超过GDP的1.2%、母国吸收能力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1.5倍时,技术升级的“质变窗口”才会开启。这种发现如同为OFDI战略安装了精准制导系统,让政策设计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实证分析,绘制产业升级的等高线图。本书利用实证工具,将理论分析数理化,堪比制造业升级的“等高线地图”——它清晰标注了不同技术密度行业的攀升路径。对于高技术制造业,技术升级高度依赖研发合作网络的深度嵌入;而中低技术制造业则需通过生产网络的广度拓展实现突围。这种发现颠覆了“技术密集度决定论”的简单认知,为差异化发展策略提供了实证锚点。

  潘涛先生在书中还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中介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通过提升母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密度,间接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一传导机制在机电产品出口中的贡献率达27%,在高新技术产品中更跃升至35%。如同发现了技术升级的“暗物质”,证明了逆向技术溢出与贸易结构优化存在深层次的协同效应。

  本书的战略价值,恰似全球化变局中的“港珠澳大桥”,提出的“价值链梯度转移+技术梯度升级”双轮驱动模式,为区域生产网络重构提供了可操作的连接方案。通过绘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GVC位置图谱,明确了东南亚在中间品生产、中东欧在研发设计、中亚在资源加工领域的比较优势,为国际产能合作“精准落子”提供了坐标参照。

  在投资策略优化层面,本书提出了契合我国发展实际的观点。潘涛先生建议,建立“技术获取型OF⁃DI”的动态评估体系,将投资对象划分为技术源地、技术通道和技术应用三类,实施差异化投资模式,既能规避技术封锁风险,又能最大化技术溢出收益。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展现中国风采,在时代答卷上,写下中国范式。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构建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升级的连接桥梁,更在于它用中国实践重写了发展经济学的叙事逻辑。当多数研究仍在争论OFDI的短期得失时,本书已用严谨的模型证明:技术回流不是西方理论的“副产品”,而是战略设计的“必然解”。这种以数据为锚、以理论为帆的研究,恰如全球化迷局中的“引力波探测器”,既捕捉到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跃迁的信号,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频率坐标。

  未来研究或许需要直面数字经济时代的OFDI新特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调节效应,本书已为后续探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石。本书告诉我们:在技术博弈的深水区,唯有掌握“战略设计+数据洞察+政策韧性”的复合能力,才能让中国故事既融入全球化的交响,又奏响自主创新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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